大家
姜广辉: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经学一直是社会的指导思想,自《庄子·天下篇》、《汉书·艺文志》以及后世关于经、史、子、集的文献分类等等,有关传统的思想文化的陈述都是以经学为纲统合子学的。后世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其影响都是无法与儒家六经相比的。而两千年间的一般知识分子可以不读诸子百家之书,但很少有不读儒家经典的。若一部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不包括经学的内容,你能说它是信史吗?即以子学而言,中国思想家(哲学家)的问题意识,多是从经学衍生出来的,许多哲学命题所讨论的正是经学中的问题,你如果不懂经学,如何能正确的理解那些命题呢?
然而,经学又确是一门难度很大且很麻烦的学问,陷入其中便难以自拔。许多学者也知道经学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但却望而生畏,不敢去碰它,于是避重就轻,单写历史上思想家的思想,编纂在一起而名其为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这个工作未免简单了一些。
从事中国经学史研究的也另有其人,最有代表性的前辈学者当推皮锡瑞和马宗霍。皮锡瑞著有《经学历史》,马宗霍著有《中国经学史》。我们对这一类著作也不能满意。此类著作的基本资料和问题意识来自于正史中的《儒林传》以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朱彝尊的《经义考》等,将其中有关经学传承演变的资料串在一起,而略以己意评断。这类经学史著作只可视为经学传承史,它的要害是缺少“魂”,即关于经学的主旨、关于经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价值本源的重要意义,未曾有所揭示和阐扬。正如徐复观先生所批评的: 中国过去涉及经学史时,只言人的传承,而不言传承者对经学所把握的意义,这便随经学的空洞化而经学史亦因之空洞化。更因经学史的空洞化,又使经学成为缺乏生命的化石。……即使不考虑到古代传统的复活问题,为了经学自身的完整性,也必须把时代各人物所了解的经学的意义,作郑重的申述,这里把它称为“经学思想”,此是今后治经学史的人应当努力的大方向。(《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208页。)
经之所以为经,就在于它所倡导的价值观。所以“经学思想”即是关于经学的“价值”和“意义”的思想,徐复观先生呼吁开展“经学思想”的研究,并认为“此是今后治经学史的人应当努力的大方向”。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无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的著作。综上所述,以往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缺少“根”,即经学,而以往的中国经学史又缺少“魂”,即价值和意义,因此要想写一部有“根”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须先写一部有“魂”的中国经学思想史。我们应该丢掉“东施效颦”式的思想方法,写出透着中国精神的思想史和哲学史,即以意义的信仰为本质特征的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
二
五经(后来增加为十三经)是中国文化的原典,它反映了中国先民对人类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如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具有多方面的原创性,后世许多思想都可以从中找到最初的原型,由此而形成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
在中外思想史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尽管思想在不断进步和发展,但在形式上却一次次表现为向原典的回归运动,以致西方有人说:一部西方哲学史,不过是对柏拉图诠释的历史。实则这种现象在中国思想史上表现得更为典型,我们有理由认为,一部中国思想史,不过是对儒家经典诠释的历史。诠释并不是一种简单重复的过程,而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经典诠释活动常常反映出人们在新的与旧的之间、活的与死的之间进行选择的制度焦虑与人生焦虑。一部经典诠释的历史,即反映一社会共同体文化思想新陈代谢的历史。
以往的经学研究,着眼于记叙经学发生、传承、演变的过程,如记叙历史上哪些书被作为经典立为官学,什么人曾经传经,什么人曾为之作注作疏,不同的注疏之间的异同比较,哪种注疏悬为功令,成为钦定的科举考试科目,如此等等。
而我们所要追询的是,经学所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需要是什么?推动经学发展的持续的历史动力是什么?它所反映的仅仅是统治阶级的权力意志,抑或也是社会共同体价值规范的反映?我们的目标不是把经学当做一种古董知识来了解,而是通过经典诠释来透视其时代的精神和灵魂;不只是对经学演变的历史轨迹作跟踪式的记叙,而是对经学演变的历史原因作出解释;不只是流连那汗牛充栋的经注的书面意义,而是把它当做中国古代价值理想的思想血脉来理解。
开展“经学思想”的研究,要克服“五四”以来对经学认识的片面性和武断性。“五四”以来,经学被当做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被简单地称为“经学教条”和“封建性的糟粕”。当时激进主义的学者吴稚晖曾说把线装书放进“茅厕”,三十年以后再研究。可是七十年已过去,研究经学的人仍寥寥无几,经学几乎成为绝学。近二十年来,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经学研究一直没能走出“五四”以来的低谷,因而对经学的认识一直停留在原有的陈旧的观念上。我们认为,儒家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干和价值本源,经学研究倍受冷落的局面亟待改变,应将经学的研究纳入思想史的范围,并给予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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