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的文化

考据学又称为“朴学”，强调客观实践，有疑问时求证，具有科学精神。考据学专研训诂、音韵和校勘等。而其治学远宗两汉的经师，有异于宋明理学，故又称为“汉学”。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并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与方以智、朱舜水等人并称清初五大师，颜元也是这一时期的大师。顾炎武提倡“经学即理学”，提出以“实学”代替宋明理学，要学者直接研习六经。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5]  。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其学说发展成乾嘉学派。黄宗羲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称，著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是中国学术史之祖。他保护阳明学，排斥宋明理学，力主诚意慎独之说，蔚为浙东学派。王夫之强调实际行动是知识的基础，认为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是“理势相成”。其思想发展成船山学，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以民为主的思想于清初也开始萌芽，黄宗羲和顾炎武、王夫之提倡民权，所著的《明夷待访录》攻击君主专制体制，提倡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16]  ，倍受清末革命党的推崇。部分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主义的思想，有西方学者称黄宗羲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清初思想家唐甄所著《潜书》描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17]  。”，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认为“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

清代中期的考据学崇尚研究历史典籍，对中国历史从天文地理到金石铭文无一不反覆考证。当时分成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父子、段玉裁、王引之与王念孙为主，以“博学好古”为宗旨，恪守儒家法则；皖派以戴震为首，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为宗旨。他们“毕注于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18]  。桐城派健将姚鼐提倡“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19] 道光与咸丰年间，曾国藩又把经济与义理、考据、词章并列[20]  。然而考据学到后来过分重视琐碎事物的探究，为学问而学问，知古不知今。当时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注重六经蕴含的义理，并使用于当代政治上，意图矫正此歪风。鸦片战争后西学大量流入中国，考据学逐渐式微。

明末清初，随着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西学输入中国，对于当时的学风由浮虚转为务实，也是有相当的激励作用。他们将西方科技介绍给中国人，扩大其知识领域，使中国的学术思想添增不少新成分。鸦片战争之后，大量西方科技与思想带动中国近代化革新。此时学者如龚自珍、魏源与康有为等人继承章学诚的说法，并进一步要求改革祖宗的法制，来应付内忧外患的局势。龚自珍讲求经世之务，志存改革，追求“更法”。魏源的《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康有为与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他们吸收来自西方的知识，先后推动自强运动与维新运动，这一波改革风潮最后引发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

清朝文学多元发展，兼容并包历代之文学特色。明朝以前的文学发展多表现在声韵、格律、句法、结构的因袭或创变；清朝承接各代文学成果，先后形成许多学派，将各种在明朝以前已式微的文体重新复兴，并继明末进一步发展各类小说、戏曲；另外，因不同地区、民族互动而呈现出语言风格多样化之文学面貌，于古体诗、近体诗、骈体文、散文、赋、词、曲、小说、戏曲皆然。由于语言转变较微妙，往往被人忽视，造成清朝文学缺乏明显特征与创造力的一般印象。整体而言，清代文学面向相当复杂多样，但质量上也良莠不齐[21]  。

清朝前期出现风格率真、浪漫的小品文，以张岱、李渔与袁枚为主；又有侯方域、魏禧、汪琬合称“清初散文三大家”[22]  。但是他们的文风不受道学学者支持，这些学者发起复兴唐宋文风的古文运动，此即桐城派。创始人方苞与刘大櫆、姚鼐有“桐城三祖”之称。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张，在提倡“义理（内容合理）、考据（材料确切）、词章（文辞精美），三者不可偏废。”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后来曾国藩发展成湘乡派，恽敬、张惠言发展成阳湖派。

清朝的诗风甚盛，以帝王、宗室为首，官方大力提倡诗学，自清圣祖以后诸帝主导官修《御定全唐诗》、《御选唐诗》、《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定全金诗》、《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御选唐宋诗醇》、《钦定熙朝雅颂集》、《御定千叟宴诗》、《钦定千叟宴诗》、《钦定重举千叟宴诗》、《上书房消寒诗录》、《三元诗附三元喜宴诗》、《御定历代赋汇》以及各代皇帝之《御制诗集》，如清高宗酷爱作诗，一生作《御制诗》五集，共计十馀万首，每作一首诗便令词臣注释，若词臣不得内容原委则准许其回家查阅典籍[24]  ，多罗安郡王玛尔浑选宗室王公诗为《宸萼集》。皇帝也将诗咏作为联系、拢络官员的方式[25]  。

清初诗家首推钱谦益、吴伟业与王士祯；康熙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王式丹、吴廷桢、宫鸿历、徐昂发、钱名世、张大受、管棆、吴士玉、顾嗣立、李必恒、蒋廷锡、缪沅、王图炳、徐永宣、郭元褴合称“江左十五子”。乾隆时期袁枚、蒋士铨与赵翼并称江左三大家，同时黄景仁与郑板桥也以诗闻名。嘉庆、道光年间文人广结诗社，京师与扬州风气最盛，以消寒诗社最知名，代表人物有顾莼、夏修恕、程恩泽、陶澍、朱珔、吴椿、梁章钜、潘曾沂、胡承珙、李彦章、刘嗣绾、周之琦、林则徐、徐宝善、卓秉恬。被称为“诗界革命”的诗歌改良运动产生于维新运动，其代表有黄遵宪的以写作反映时代的社会诗，其馀如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均有作品存世。于清末又发展出同光体，代表作家陈三立、陈衍、沈曾植等，且延续到辛亥革命后。清朝诗论学说分成沈德潜的格调说、王士祯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与翁方刚的肌理说。

词兴起于隋唐的“燕乐”，两宋发展达高峰，至元朝衰微，延续至明朝则趋近消亡[26-27]  ；清初词学振兴繁盛，康熙年间纳兰性德与朱彝尊、陈维崧并称“清词三大家”，随后产生由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词派、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词学蔚为风潮。万树整理词调辑成《词律》，于清词颇有影响力；康熙末，清圣祖敕命王奕清等编成《御定词谱》，为词调格律的集大成钜作，影响层面最广[28]  。乾隆、嘉庆朝，常州词派起而代之，反对浙西词派的“清空之弊”，代表人物有张惠言、张琦、恽敬、黄景仁、李兆洛、丁履恒、钱季重、陆继辂、左辅、董士锡、周济、刘嗣绾、刘逢禄、谭献、庄棫、宋翔凤、谢章铤、冯煦、陈廷焯、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等人，著名词人辈出，持续到清末民初[29]  。清朝因此被称为词的“极盛时期”，“号称词学中兴”，“作家之盛，直比两宋”，门户派别各具风采，婉约、豪放都各自重现、盛行[30]  。

清朝小说杰出者众，曹雪芹等着《红楼梦》不仅为四大名著之一，由于其对社会百态和众多人物全面精确的写实描绘和丰富的艺术魅力而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蒲松龄以志怪内容反映社会面貌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吴敬梓所著的虽结构松散但足称伟大讽刺小说的《儒林外史》；以及在《儒林外史》的影响下，以《老残游记》为代表的揭发官场丑态的谴责小说均有很大影响。

《四库全书》在清高宗时编纂。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馀册。保存丰富的文献资料。“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古代所有图书，故称 “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但是有人认为，四库全书编撰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将他们认为不合礼教的书籍大量焚毁，可能导致大量珍贵的历代书籍绝迹。

清初的文人学者，不满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较普遍地存在反对清廷的民族思想，有些人还有进步的民主思想。这时期的诗文作家，即以抱有这种思想的明遗民为主体。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是这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显示了崭新的面貌；他们诗歌的风骨亦高。

重要的遗民诗人，还有归庄、杜浚、吴嘉纪、阎尔梅、钱澄之、屈大均、陈恭尹等。遗民诗的重要主题，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阎尔梅、钱澄之、吴嘉纪又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在风格上，也各有特色。

以明臣而仕清的钱谦益和吴伟业，也是清初的两个重要作家。他们的身份不同于遗民，而作品内容却有相似之处。

钱谦益学问渊博，文章气概恢宏，在黄、顾、王三家之前，已开始转变晚明散文的格局，扩大其规模。其诗兼学唐、宋诸大家，入清后的作品，也好写兴亡之感，以自托“不忘故国”。

吴伟业的诗作，多写明末清初的史事，其七言歌行，辞藻绵丽，感情恻怆，音节谐美，有很强的感染力。

著名的散文作家，还有魏禧、侯方域、汪琬等人。

魏禧是遗民，其文有较浓厚的民族感情和较强的形象性。侯方域文奔放有气势。汪琬文流畅简洁。在钱谦益、顾炎武等人的影响下，清初文人，多博览群籍，典实丰富，所以也多善于写作骈文，以陈维崧所写的才气横溢的骈文为最着。

康熙后期，统治巩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长的，其身世与明遗民不同。这时期的诗歌，就不再以表现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为主，而是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内容以抒情吊古和模写山水为主。

著名诗人有施闰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等。王士禛为神韵派领袖。查慎行的诗作刻划精工，成就较大。赵执信则比较注重反映现实。

清初词坛，也呈振兴之概。陈维崧效法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风，作品数量多，为阳羡派词的代表作家。朱彝尊编选《词综》，提倡南宋姜夔、张炎一派清空雅洁的词风，为浙派词的开山祖。纳兰性德词擅长白描，神似南唐李煜。他们对后来都有较大的影响。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已有200年历史，起源于明朝的昆曲和京腔，形成于乾隆、嘉庆年间。已有200年历史。

京剧之名始见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的《申报》，历史上曾有皮黄、二黄、黄腔、京调、京戏、平剧、国剧等称谓。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后与北京剧坛的昆曲、汉剧、弋阳、乱弹等剧种经过五、六十年的融汇，衍变而成，是中国最大戏曲剧种。其剧目之丰富、表演艺术家之多、剧团之多、观众之多、影响之深均为全国之冠。京剧是综合性表演艺术。集唱（歌唱）、念（念白）、做（表演）、打（武打）、舞（舞蹈）为一体、通过程式的表演手段叙演故事，刻划人物，表达“喜、怒、哀、乐、惊、恐、悲”思想感情。角色可分为：生（男人）、旦（女人）、净（男人）、丑（男、女皆有）四大行当。人物有忠奸之分，美丑之分、善恶之分。形象鲜明、栩栩如生。

由于文学本身的演变和城市生活发展、市民阶层壮大等原因，元明以来，新兴的戏曲、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渐超过当时的诗歌、散文。清代文学，也还继续着这种趋势，戏曲、小说的成就比较突出。清初的戏曲，如吴伟业的《秣陵春》、李玉的《牛头山》等，抒写国家衰亡之痛，是当时民族矛盾的曲折投影。

李玉等人合作的《清忠谱》，揭露宦官当政的黑暗，把市民群众的斗争搬上舞台；情节人物比较集中，减少明代传奇戏曲头绪纷繁的毛病，内容和形式都值得肯定。

朱罐（字素臣）的《十五贯》、叶稚斐（字时章）的《琥珀匙》，内容也有可取。接着出现了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两部杰出的传奇。

《长生殿》把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放在安史之乱前后的背景上描写，抨击了封建政治和李、杨生活的腐朽面,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矛盾；在歌颂真挚爱情方面贯注了作者的理想。虽在对主题思想和主人公性格的处理上有着自相矛盾的缺点，但此剧情节动人，具有浓厚的抒情气氛，成就还是较高的。

《桃花扇》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离合之情为主线，抒写南明福王弘光朝覆灭，以至明室300年隳败的兴亡之感，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比较成功的结合。它直接写到清兵入关前后的史事，和现实斗争的联系比《长生殿》密切。全剧结构紧密，表现了身居被侮辱、被压迫地位而有高贵品格的李香君，塑造了一个坚守民族气节的爱国妇女形象。它的主要局限性是对于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敌视。

清朝画坛由文人画占主导地位，山水画科和水墨写意画法盛行，更多画家追求笔墨情趣。清代山水画家有名的有“正统派”的四王（王时敏、王翚、王鉴和王原祁）、吴历与恽寿平，合称“清初六大家”。其中恽寿平创造不用墨线勾勒的没骨花卉画法，承自北宋徐崇嗣之没骨法，又加入创意，蔚为清代花卉画宗师，颇为后人所效仿，形成以恽寿平、邹一桂为首的常州画派[31]  。然而正统派的绘画与元明两朝相比，其水准水平一般，大致上总不脱临摹的陋习。不过清初绘画仍有翻新出奇、流于怪异之处，比如清初四僧的“遗民派”画家（八大山人、石涛、渐江与髡残）以及“金陵八家”的龚贤、樊圻、高岑、邹结、吴宏、叶欣、胡慥和谢逊等人；雍乾之际以金农、郑板桥为首的扬州八怪。清朝的宫廷画院以意大利的郎世宁、最著名。受到西洋画的影响，清宫廷中的画家如焦秉贞、冷枚等人受西洋画影响。清末时期，任伯年、吴昌硕、居廉的仕女花鸟画及杨柳青、桃花坞和民间年画如《莲生贵子》、《鱼跃龙门》等对后人也有很大影响。

清朝书法方面，晚明的帖学在清初仍然发达，姜英、张照、刘墉、王文治、梁同书与翁方纲等人在刻尊传统的时候，力图表现出新面貌，或以淡墨书写，或改变章法结构等。但由于帖学未有很好地加以清理而逐渐颓势。随着金石考证学的发展，清朝书法多从碑体入手，成为清朝书坛的主流。有名的有翁方纲、刘墉、何绍基与赵之谦。到康有为大力张扬碑学，碑学作为一种与帖学相抗衡的书学系统而存在。清代的陶艺发展出繁复的不透明釉上彩陶器以及素色陶器两种风格迥异的风格。

清朝建筑比前世变化不多，除了规模宏伟之外，作为中国建筑特色之一的斗拱日趋虚饰纤丽，几乎失去原来用途。北京紫禁城有许多大型色彩丰富的砖石建筑。历代帝陵无寝，自明太祖开始方有明孝陵。清朝分别建有位于辽宁渖阳的盛京三陵、河北遵化的清东陵与河北易县的清西陵。清代园林艺术以圆明园为代表，融合江南名园佳景与欧洲意大利楼房花园，被外国传教士誉为“万园之园”。清朝提倡藏传佛教，分别于奉天、北京与五台山兴建大喇嘛庙。康熙帝也于热河承德兴建仿西藏布达拉宫的承德避暑山庄，供游猎避暑的住所。

颐和园：颐和园素以人工建筑与自然山水巧妙结合的造园手法著称于世，园内以中国古代神话中“海上三仙山”的构思，是中国园林艺术顶峰时期的代表，是一座巨大的皇家园林和清朝的行宫。修建于清朝乾隆年间、重建于光绪年间，曾属于清朝北京西郊三山五园之一。1998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紫禁城：是明清两个朝代二十四位皇帝的皇宫，紫禁城是世界最大的皇宫。1987年紫禁城被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

清朝的官方和学术界都不重视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这方面的成就和同时代的西方国家相比落后甚远。明末清初有不少外国传教士传来西方的科学，但并未得到重视，所以没有广泛传播推广。清中叶，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外国传教士中止来华，从此，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加阻隔。清代科学技术的落后是中国贫困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某些传统的科学技术领域中比前也有所进展。

清朝入关后，汤若望、南怀仁等教士来华传教，带来西方科学与技术。他们先后被任命为钦天监。康熙帝对于天文历算，火炮之学很有兴趣，曾令白晋、德玛诺等人，测绘全国地图，历时十年而成，康熙帝命名为皇舆全览图，它是中国第一部用经纬度测绘的地图。顺治帝多次向汤若望学习天文、历法、宗教等知识，以及治国之策。不久汤若望成为“钦天监”的负责人，掌管国家天文。在随后的一百多年前，“钦天监”皆由耶稣会士掌管。由于需要新的历法，清政府遂下令根据汤若望所著的《西洋新法历书》，制定新历法并颁行全国，名为时宪历。另一受西方影响较大的是地图测绘学。康雍乾时期，国家统一，版图巩固，始绘制全国和各地的地图，派人到各处实地测量。外国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和清朝学者何国宗、明安图等参加这项工作，采用西方经纬度定位和梯形投影法，所制地图居当时世界水平的前列。

在器械方面，西方传教士曾为清廷造过不少大炮。康熙帝时，戴梓发明连珠铳、冲天炮，颇具威力。但中叶以后，国家承平，只强调刀矛骑射，不重视火器的改进。中国不乏聪明才智之士，能制造各种精巧的器具与机械，如眼镜、望远镜、温度计、钟表、水车，但这种研究和制作，被视为奇技淫巧，得不到提倡和推广。农业方面，清代有《授时通考》、《广群芳谱》、《补农书》等著作，详细论述各种作物的栽种和农业生产技术。建筑学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宫殿、园林、寺庙、宅宇、城垣的建筑，盛极一时。或雄伟庄严，或富丽典雅，彩绘藻饰，光彩照人，庭院草木，错落有致。著名匠师梁九、雷发达均有高超的设计和施工技艺。外国传教士蒋友仁、王致诚等带来西方的建筑技术，设计圆明园内西洋楼、大水法等建筑群。

清初至鼎盛时期，医药学进步所表现在很多方面，基本上是明朝医药盛况的延续。如对经典著作的研究、本草学、方剂学、诊断治疗学、医案整理等，均较明朝更成熟。各家学派的纷争也逐渐缓和，大多医家能采各家之长折衷于临床。但也不乏固守《内经》、《难经》、《伤寒论》，而批评金元以后一切新说的医学，这与当时考据学盛行不无关系[33]  。清朝中医药学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关于急性传染病的研究，它已形成一个新的系统，即温病学说。这一学说的出现，虽然是基于历代医家的有关成就上，但清代温病学派在中医发展史上的贡献，仍然是相当显著的，它并不亚于汉朝张仲景着《伤寒论》，金朝刘完素创河间学派。

清朝中叶后，西学的影响不像清初仅局限于个别传教士，西方科技的刺激显然变得十分具有影响力。尤其是西方国家有意识地把医药作为实现他们宗教目的、掠夺目的的手段，所以西方医学对中国的渗透变得比清初那时更为明显。那时中国人民也有吸收外来医药学的需求，于是中西医汇的主张应运而生。这种新的思想既有解放中医药学家保守思想的一面，也有压抑对传统中医药学继承和发展的一面。

清朝末年，中国的交通事业有所发展，詹天佑是中国第一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他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工程之艰巨是当时世界铁路史上罕见的。詹天佑克服一道道难关，创造性地设计出“人”字形轨道，减缓坡度，降低造价，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工。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期间，釐定各种铁路工程标准，并上书政府要求全国采用。中国现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标准轨、郑氏自动挂钩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议。此外詹天佑亦着重铁路人才的培训，制定工程师升转章程，对工程人员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规定，并且定明工程师薪酬与考核成绩挂钩。京张铁路培训了不少中国的工程人员，詹天佑所制定的考核章程亦成为其他中国铁路的模仿对象。

清朝规定军民要穿满族服装，禁穿汉服。并强令汉人男子按满族习俗改变发式，剃去前额发，把头发编成辫子。当时统治者就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颁令。满族的发型与汉人迥异，满人男性把前颅、两鬓的头发全部剃光，仅后颅留下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垂下，此种增加头皮面积的发型有助于打仗时佩戴头盔与军帽，头皮面积增多摩擦力增加，可减少打仗时头盔或军帽歪斜遮眼或掉落的机率，增加安全性也避免被友军误杀。早期剃发的标准是“金钱式”，全称“金钱鼠尾”式，到清朝中后慢慢演变为剃去前半圈头发。

同时满族服饰以长袍马褂为主。旗袍的特点是立领、对襟、盘扣等，紧窄合身，符合北方民族骑射之生活与作战需求。经过西式改良的满人服饰，诸如旗袍、长袍马褂等，成为中外公认的中国传统服饰。

而汉人的服装以交领、右衽、无扣、宽袖等为特色，反映农业生活文明[34]  。汉族自古亦十分重视衣冠服饰。汉人成年之后就不可剃发，男女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顶。

清代名宴还包括满汉全席、蒙古亲藩宴、廷臣宴、万寿宴、千叟宴、九白宴。其中最具特色是满汉全席，是一种集合中国满族和汉族饮食特色的巨型筵席，起源于清朝的宫廷，原为康熙66岁大寿的宴席，旨在化解满汉不和，后世沿袭此一传统，加入珍馐，极为奢华。

1.共有，它是一系列共有的概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它是使个人行为能力为集体所接受的共同标准。文化与社会是密切相关的，没有社会就不会有文化，但是也存在没有文化的社会。在同一社会内部，文化也具有不一致性。例如，在任何社会中，男性的文化和女性的文化就有不同。此外，不同的年龄、职业、阶级等之间也存在着亚文化的差异。

2.文化是学习得来的，而不是通过遗传而天生具有的。生理的满足方式是由文化决定的，每种文化决定这些需求如何得到满足。从这一角度看，非人的灵长目动物也有各种文化行为的能力，但是这些文化行为只是单向的文化表现如吃白蚁的方式警戒的呼喊声等。这和人类社会中庞大复杂的文化象征体系相比较仅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3.文化是一种架构，包括各种内隐或外显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系统习得或传递；

4.文化的核心信息来自历史传统；文化具有清晰的内在的结构或层面，有自身的规律；

5.文化是人自己的生存活动，也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

6.个体的人一旦出生，就已经落入某种文化环境中了，这是他无从选择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文化中生存和活动并参与文化的创造的。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的和深刻的内涵。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

7.人与动物的区别。人与动物不同，支配动物行为的本能，是动物物种的自然特性；人的行为则是靠人自己曾获得的文化来支配。支配人的行为的，表面上看是外在于人的事物及其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它们必须转化为知识、价值、意义才能内在地控制人的行为。前人、他人的生存活动对自己的影响也是如此。

8.文化一方面是正在进行、不可停顿的生存活动，另一方面是寓蕴于这种当下的生存活动中并规范、调节、控制、影响着这些生存活动的知识、价值、意义。

9.在一定程度上，文化与我们分离，如同自然先予的世界与我们分离一样。我们无法逃脱地站立在我们创造的文化世界中，也就象我们站在自然世界中一样；尽管文化只是源于人类，而且为了保存文化的生命力，人作为承担者使用文化，并用文化来充实自己。但文化并非附属于人，而是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事实上，文化可以与承担者分开，并可以由一个承担者向另一个承担者转化。

在18世纪康乾盛世期间，欧洲仍然处于长期的教派纷争和战乱之中。在此期间，当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将当时中国图景呈现在欧洲人们面前后，引发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余年间，甚至直到19世纪初，欧洲长时间的“中国热”。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热”期间，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崇于中国各方面物质、文化或政治制度，当时欧洲社会曾经狂热追逐中国风成为普遍时尚。这种时尚并且进入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当时也风靡流行中国京剧。1735年，法国神父翻译并发表了法文版《赵氏孤儿》后，造成非常轰动的中国戏剧热[3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