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的文化

文学方面，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就是出于明朝。冯梦龙加工编辑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每部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主要是描写青年爱情故事以及平民市井生活，最著名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等：与“三言”类似每部四十篇的短篇小说集还有凌蒙初编著的“二拍”以及1987年才被发现的《型世言》（陆人龙编著）。传统雅文学的发展在明代继续发展，著名文人有刘基、宋濂、高启、方孝孺、唐寅、归有光、徐渭、王世贞、袁宏道、钱谦益、张岱、吴伟业等人。散曲家则有王磐、冯维敏、薛论道、陈译、康海等人

万历时期，猛烈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有以公安袁宗道、袁宏道与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他们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有各个不同的时代，即有各种不同的文学。竟陵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主张独抒性灵，并且乞灵于古人，目的为“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

明初开国时，刘基、宋濂等多以文名世，诗人高启所著古诗更是脍炙人口，永乐北迁后，诗文大都趋向文笔工整，词章藻丽，内容多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为解缙、三杨所提倡，帝王宫廷所支持，称“台阁体”。正统时，大儒薛瑄等仍以台阁体相标榜。但台阁体大都为应制、应酬之作，缺乏活力，逐步为一部分士大夫所不满，至弘治时，被称为拟古派的复古运动遂应运而起。

拟古派的文学复古运动前后掀起两次高潮，时间达百余年之久。第一次高潮称为前七子时期，从弘治时开始。代表人物是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而以李、何为首。他们树起“复古大旗”，“文称左迁，赋尚屈宋，古诗体尚汉魏，近律则法李杜”，理论上以“文必秦汉，诗比盛唐”相号召。第二次高潮从嘉靖时起，称为后七子时期，代表人物是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而以李、王为首。李文所作至“一字一句摹拟古人”，王世贞影响更大，天下无不争效其体。在政治上，“前后七子”，大都是反权贵的，他们在官僚地主中属于中、小地主阶层。在文体上，拟古派反对台阁体，可以说是一种文学的改革运动，但随着时间的转移，他们则成为保守派，阻滞了文学的发展。明中期的文学领域中，从沈周开始，直至正德时的唐寅、文徵明、祝允明，都是中小地主阶层的在野派，他们不仅精于诗文，且擅长诗、画，唐寅才华横溢，其狂放不羁在封建社会中也是罕见的。他们受商品经济发展新兴市民的阶层勃兴的影响，企图摆脱传统文学框架的束缚，颇有朦胧的个性解放的特点。 

在嘉靖时极力反对拟古派而又独来独往的文士在江浙有徐渭、唐顺之、归有光等人，在四川还有杨慎等。

万历时，坚决反对拟古派复古运动的公安派、竟陵派又在文坛兴起。后两派都是湖广的文学流派。公安派有袁中道、袁宏道、袁宗道三兄弟，而以袁宏道最为突出：竟陵派有钟惺和谭元春。公安派是拟古派的死敌，此派一洗学人追尚拟古派的局面，为文为诗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公安派与李贽、汤显祖为至友，习性、好尚皆有相同相通之处，也都具有一定的叛逆意味。

 

明代的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中最著名的为《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和《金瓶梅》。《水浒传》是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创作的，是根据宋元以来有关宋江三十六人故事的话本和杂剧编写而成。塑造了不同性格的反抗者的典型形象，歌颂了农民战争，同情他们“逼上梁山”的悲愤的遭遇。此书对长期受地主剥削压迫的农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特别是对明末农民起义有深远的影响。水浒的故事在各地广泛流传，有的演为戏文，或从说书人的口中传播开来。

罗贯中根据长期流传于民间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编写成的《三国志演义》，是中国第一部根据历史编成的小说。书中描写了魏蜀吴三国之间复杂错综的军事和政治斗争，塑造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的形象。

吴承恩作的《西游记》通过各种神化的故事和人物，揭露了明统治者的腐朽以及封建社会的丑恶现象，同时歌颂了中国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坚决向一切灾害困难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品质。但作者还不能摆脱“佛法无边”和“轮回”、“报应”等宿命论的思想。

署名兰陵笑笑生撰的《金瓶梅》，刻画了封建社会中大商人、土豪劣绅家庭的骄奢淫侈生活以及他们勾结地方官僚和最高权贵宦官的罪恶活动。所写还有世俗的风土人情。但淫秽行为和变态心理的描绘使该书减色不少。

明代长篇小说比较著名的还有《封神榜》、《东周列国志》、《三遂平妖传》、《禅真逸史》等。此外，明代的短篇白话小说《三言两拍》，即冯梦龙的《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和《喻世明言》，凌濛初的《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更为流传。《三言两拍》中有很多封建糟粕，但其中某些篇章却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面，反对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对男女之间的自由爱慕寄予充分的同情，如《施润泽滩阙遇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娘》、《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这些小说后被改编为戏曲，几百年来，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在明代，杂剧已日益衰落，来自民间的南戏却不减昔时之盛。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士人的提倡，戏剧已成为城市居民不可缺少的文化活动。

江南各地的地方戏非常流行，有余姚、海盐、弋阳诸腔。嘉靖时，昆山乐工魏良辅和剧作家梁辰鱼合作创成昆曲，用笛管笙琶合奏，以后传入北京，也成为北京流行的戏曲。传奇方面，经明初文人的改编润色，宋元时的南戏《荆钗记》、《拜月记》、《白兔记》[15]  、《杀狗记》等，被称为荆、刘、拜、杀，即明初的四大传奇。其后，汤显祖有《还魂记》[16]  、《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被称为“临川四梦”，以《还魂记》最著名。明朝的传奇打破传统规格，情节也更加复杂。汤显祖是万历时期著名的戏剧作家。他反对在传奇的写作上过分讲求音韵和格律，所创作的剧本也打破了音韵、格律的限制，而注意其结构和思想内容。代表作《牡丹亭》是明代传奇艺术的高峰。晚明的作家高濂的《玉簪记》和周朝俊的《红梅记》都是仅次于《牡丹亭》的写情的出色作品。另一戏剧家李玉所写的传奇《一捧雪》和《清忠谱》[17]  ，直接揭露严嵩、严世藩父子和宦官魏忠贤的罪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明朝的文学与戏剧在对“情欲”的描写上是较为开放的，例如《牡丹亭》一剧中就充满许多对少女情怀的正面刻写。

 

明朝初期把理学推向至尊位置、实行八股取士之后，程朱理学便成了封建政治教条而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余地。虽然也产生了几位所谓的理学名家，如薛萱、吴与弼、胡居仁等，但也都是些死守先儒教条。明英宗以来，明朝的政治统治有所动摇。这使得封建统治者中部分文人不得不寻求新的理论以挽救地主阶级面临的社会危机。于是出现了以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的王学。

明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大体经历了程朱理学为官方学术和皇朝统治思想，王守仁“心学”的崛起与广泛传播，反对圣贤偶像、封建礼教束缚的“异端”思潮的滥觞以及明后期反理学或心学空疏误国，倡导“实学”这样曲折的过程。各种学说并立，名家辈出与有识之士对理学或心学的修正批评，以及启蒙色彩的新思想的出现，为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进步思想家总结和终结宋明理学，批判封建专制统治，为早期启蒙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创造着思想条件，也为明清之际实学高潮的形成推波助澜。 

哲学思想上，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并发扬光大，他的思想强调“致良知”及“知行合一”，并且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将“人”的主动性放在学说的重心  。而王阳明的弟子王艮更进一步的强化此方面的论述，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意义。而李贽则更肯定“人欲”的价值，认为人的道德观念系源自于对日常生活的需求，表现追求个体价值的思想。而随着西学的传入，科学精神与实学风尚也开始流行。明末之际，伴随着朝代的更替与异族的入主，哲学家开始更多的思考现实问题与政治改良，如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

而明代晚期书院的兴盛，冲击官学的地位。许多知识分子利用在书院讲学之际借机批评时政，例如曾讲学于东林书院的顾宪成及高攀龙，就常讽刺时政，也使东林书院成为与当权派对抗的中心，进而造成东林党争。当时学者也会借用寺庙周边的空地举行“讲会”，倡导新的思想价值与人生观。

在社会急剧变动的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人尖锐的反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已经达到了民本传统和的极限，具有一种冲破千年专制网罗之潜势，一旦新的阶级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这种文化精神，经过改造，便将直奔民主主义。但是由于清军入关，这一线民族主义被推迟两百多年。

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著作有《王文成公全书》。因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而被后人并称“陆王心学”，或简称王学，也称阳明心学。  阳明心学以“心”为本体，以“致良知”为目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与王守仁同时的还有两位气本论思想家，即王廷相（1474—1544，河南人）和罗钦顺（1465—1547，江西人），两人都主张物质的气是世界的本原，理在气中，气变理也变，既批判了朱熹“理在气先”和“理与气是二物“的说法，也反对阳明“心学”，和王守仁进行了多次辩论，强调天地万物绝非心的产物。

王守仁死后不久，其学说开始分化为左派和右派，并逐渐向下层转移。阳明左派以王艮、颜钧、梁汝元、何心隐、李贽为代表，他们不仅更加反对程朱理学，而且对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礼教也有微词。该派以王艮居首，倡导发挥人之自然本性，比较接近广大下层民众，其学说已经多少改变了原来巩固封建统治的性质，被视为异端，特别是李贽，被人称为“异端之尤”。又因为王艮是泰州人，所以该派又叫泰州学派。

1、泰州学派王艮

王艮，明代哲学家，泰州学派创立者，有《王心斋先生遗集》。认为“天性之体，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凡涉人为，便是作伪” 。著名命题是“百姓日用即是道”。又有“淮南格物说”：“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格如格式之格，即洁矩：吾身是“本”，是个“矩”：家国天下是“末”，是个“方”。矩正则方正，强调身为家国天下的根本，以“安身立命”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因泰州在淮河以南，故名“淮南格物说”。

2、李贽

李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师出王艮之子王襄。著作有《李氏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李温陵集》、《初潭集》等。其思想深受王守仁和泰州学派影响：李贽公开以“异端”自居，毕生以反对礼教、抨击道学为己任。其思想受王守仁和泰州学派的影响很深。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以王艮、颜钧（山农）、梁汝元、何心隐、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比较接近人民、同情人民，他们的学说已经多少改变了原来巩固封建统治的性质。

明末清初社会鼎革之际，一批思想家在总结明亡教训时，开始把目光投向专制君主。出现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方以智、唐甄、傅山、陈确等为代表的许多杰出学者。

1、黄宗羲和唐甄的思想

黄宗羲，明末清初史学家、思想家。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宦官权贵的斗争，几遭残杀。明亡后返回故里，课徒授业，著述以终。一生著述大致依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著为类，多至五十余种，近千卷。后人编有《黄梨洲文集》。他治学的主要目的就是经世致用。

与黄宗羲同期的唐甄是清初批判君主专制的又一健将。他通过对“君日益尊，臣日益卑’的君主集权过程分析，指出专制权力造成双重恶果，一方面，使“人君之贱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蚁之不类于我”，势尊无加：一方面则形成“自尊则无臣，无臣则无民，无民则为独夫”的政治孤立困境。他们的言论，如电掣雷鸣，震撼了窒息已久的思想界。

2、顾炎武的思想

顾炎武，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自二十七岁起始撰《天下郡国利病书》。明亡后曾多次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潜心著述，不再入都。学问广博，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中的吴派、皖派都有影响。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后世学者或是继承了他的为学方法，或是发扬了他的治学精神，不仅演成了乾嘉汉学的鼎盛局面，而且取得了清代学术文化多方面的成果。

他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3、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者王夫之

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明亡后也同样多次参加抗清斗争。后徙居于湘西石船山下草堂，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垂四十年。一生治学以北宋唯物主义学者张载为宗。他治学领域极广，目的在探寻“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以便经世致用。他学术成就宏富，尤以哲学、史学、文学最为卓著。生平著述极富，多至百余种，四百余卷，惜生前未得刊行，渐至散失，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王夫之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化”论，对宋明理学做了批判性的总结。“气”和“器”是物质实体，而“理”和“道”则是客观规律。他用“氤氲生化”的命题来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看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处于对立统一之中，承认“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同时也认定“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由此而建立了他的历史进化论，反对保守退化思想，指出社会和自然界一样是一个“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发展过程。认为“习成而性与成”，人性是随着环境习俗的变化而变化的，否定了“人性不变”的说法。在知行关系上，反对陆王“以知为行”和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的论点，强调行是知的基础，“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总之，王夫之已经初步用辩证的观点去观察世界，研究事物，把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王夫之在政治上反对豪强大地主，维护封建中央集权，但要求改革政治，主张限制君权  在历史观赏主张历史研究要针对现实社会的需要提出具体可行的改革方案。他还继承和发展了唐代学者柳宗元重“势”的思想，提出“理势合一”的历史进化论，认为“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 

4、方以智和颜元

明末清初之际的有名思想家还有方以智和颜元。

方以智，明末清初思想家、科学家，特别强调“质测”（实验科学）的知识，主张“寓通几（哲学）于质测”。认为西学“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认为“盈天地间皆物也”，“一切物皆气所为也，空皆气所实也” ，反对“离气以言理”、“离器以言道”的宋明理学。主张“以实事证实理，以前理证后理”的认识方法。著述甚丰，主要有《东西均》、《博依集》、《浮山文集》、《通雅》、《物理小识》、《药地炮庄》、《四韵定本》等。

颜，清初哲学家，颜李学派创始人，强调“躬行践履”、讲求实用，对清初朴实学风的形成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颜元极为重视教育的职能，提出了“本原之地在学校”的思想。政治上反对豪强兼并，主张“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  。他的实学思想为其学生李塨继承和推衍，形成清初学术史上一个有影响的流派，即“颜李学派”。

明前期官修史籍多，后期私纂史籍多，这与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弱以及王学的兴起有一定的关联。明后期著名的史学家有郑晓、高岱、王世贞、李贽、焦竑、严衍、谈迁、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他们把史籍分为国史、野史和家乘三类，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发展面貌，有助于对史料更客观地进行对比研究和探索。

明朝后期，由于国势衰弱，统治者对史学控制不力，因而私人作史出现了高潮.当时的私史，不论是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较大发展。它们绝大多数是总结明朝政权的盛衰得失，其中有不少揭露了最高统治者的荒淫腐败，批评历代君主的昏庸无道，对君权神圣提出了大胆的怀疑。 

正史中的《元史》二百一十卷，是太祖洪武二年至三年修纂的，总裁官是宋濂和王祎。此书虽有缺点，但完整保存，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官修的《明实录》和建文、景泰两帝的附录，几乎囊括了明代的全部历史。实录除皇家诏谕外，还引用和记载了大量的大臣奏疏和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活动的材料。但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有所偏护和隐讳，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评价也不公允。《大明会典》是记载明章国典的，存两种。一是正德《大明会典》，共一百八十卷，截止于孝宗弘治十五年，正德四年刊行。一是万历《大明会典》，共二百二十八卷，新补了嘉隆等朝的条例，万历十五年刊行。两书可相互参考。会典类今存者还有洪武时的《诸司职掌》和嘉靖时戴金所辑《皇明条法事类纂》等。

明后期私人所编历史极多，不仅可正国史之是非，还可补国史之不足。以明代论，属于纪传体的有郑晓《吾学编》、何乔远《名山藏》、邓元锡《皇明书》，李贽《续藏书》和尹守衡《明史窃》等：属于编年体的有薛应旂《宪章录》，黄光升《昭代典则》，陈建《皇明从信录》和《皇明通纪辑要》、谈迁《国榷》。属于纪事本末体的有高岱《宏猷录》：属于杂史类的有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朱国桢《皇明史概》：属于典制类的有徐学聚《国朝典汇》、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属于笔记类的有叶盛《水东日记》、王锜《寓圃杂记》、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谢肇淛《五杂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

碑传总集著名的有徐纮撰《明名臣琬琰录》及《续录》，还有焦竑《国朝献徵录》，有的年谱、行状是单行的，如戚国祚《戚少保年谱耆编》、《李东阳年谱》、《霍韬年谱》、《顾亭林年谱》等：有的则附录在文集中，如张居正《张江陵文集》附录行状，周顺昌《烬余集》附录年谱，《海瑞集》则行状、碑传、年谱皆有附录，此外，还有大量抄本的家谱出现，以供研究之资。家乘每多腴词，须与国史和野史相互参照。 

明人重当代史，对古史的研究亦有成绩。如张溥对《通鉴纪事本末》的论评，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冯琦和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等。

明朝的兴起与元末信奉明教与白莲教的红巾军息息相关，所以明太祖建立明朝后对宗教采取抑制和利用兼并的政策。他主要希望阻断摩尼教、白莲教与弥勒宗等宗教组织再度变成反朝廷的起事军，并且希望利用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力量来维护社会秩序。结果，得到“皇粮”全面保障的佛教与道教演变成缺乏精神上的创新追求，亦脱离广大信众，民众转而寻求民间宗教作为慰藉。

明朝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基本精神在信仰自由主义、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皇室特殊化行为、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在此期间，回族的形成与犹太教的消亡，表现出作为外因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政治压力）与作为内在动力的宗教本土化、世俗化运动，对宗教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图册来源 】

明朝中期以后，佛教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传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民间宗教以最贴近下层百姓生活的组织形式和内容，满足中下层民众的宗教需求，甚至部分地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这是明朝中叶之后，民间宗教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

明朝还是信仰伊斯兰教诸民族、藏传佛教黄教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时期。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朝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

明朝初期实行“科举必由学校”的政策，明太祖多次强调：“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不先于学校。”并将学校列为“郡邑六事之首”，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而不重视书院，书院因此沉寂近百年之久。也因此，明朝中早期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也就是国子监。而各府、州、县政府也皆立学校。府、州、县学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或相公。明处生员数目有定额，大致府学四十人，州学卅人，县学廿人。明代中后期，地方官员六事皆举者极少，“学校之政之修也久矣”，因此传统书院再次承担起培养科举人才的重任。明代书院的创办，以嘉靖年间为最多，据统计，明代书院共有1239所。书院的经费来源，大体上可以区分为官方拨置、和私人捐赠。由于政治上的牵连，书院屡遭劫难，历史上共有四次禁毁书院的记载，但官方越是禁止，民间开办的书院就越多。

科举在明朝是正式的选拔官吏制度。科举考试分为两级，每三年举行一次，称为大比。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考生必须用八股文做答。所谓股，即对偶之意。八股文萌芽于宋朝，形成于明成化以后。由于八股取士的制度，读书人既不通经史，又不谙实际，严重束缚民众智慧的进步

明朝对古代科学技术的大力总结主要是由私家学者来完成的，这又一次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封建王朝重人文轻科技的缺陷。明朝科学家在总结古典科技的同时还继续推动着中国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农学、医药学、金属冶炼等方面都居世界领先地位。

伴随着西学的传入，中晚明的科学技术出现新的进步。中晚明科学著作众多，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程大位的《算法统宗》、吴有性的《瘟疫论》、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这些科学家几乎都是明朝有功名的士子。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探究农业科学、总结中国历代农学著作和当时农业生产经验并吸收西方科学技术编著而成的一部科学巨著。全书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十二门，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古农书，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保存、整理并补充了历代以来的农业科学资料。二是记载了当时各地老农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反映了当代深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水平。三是记录了徐光启的科技革新思想和当时经营地主思想，他反对传统的“风土论”，强调“人力定能胜天”的说法，认为北方也可种稻，薄地也能植棉，关键在如何钻研选种和种植的技术。

1637年宋应星在《论气·气声》中对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合乎科学的解释，认为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或急速运动冲击空气而产生的，并通过空气传播，同水波相类似。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提出：“宙（时间）轮于宇（空间），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提出时间和空间不能彼此独立存在的时空观。在《物理小识》中正确地解释蒙气差（即大气折射）现象。民间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制造放大镜、显微镜等几十种光学仪器，并著《镜史》。

明代的冶炼技术也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煤炭冶铁有了更大程度的推广，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下编记载五金采冶、兵器和火药制作、制曲、酿酒、珠宝玉料采琢等生产技术与经验。 书中说：“凡炉中炽铁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鼓风器也有了改进，已由简单的活门木风箱改为活塞推拉的木风箱，这种风箱能连续供给较大的风压和风量，从而提高冶炼的强度。土高炉也有了重大改进，已能把冶铁炉与炒铁炉串联使用。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说：”凡铁炉用盐和泥造成，出炉未炒为生铁，……熔流时又作方塘留之，洒干泥灰而持柳棍疾搅，则熟矣“。这种冶铁技术减少了炒炼熟铁时，再熔化的过程，缩短了炒炼熟铁的时间，降低成本，是冶铁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

明代炼钢技术也有新的发展，嘉靖时已发明了‘苏钢’冶炼法，现代冶炼专家周志宏说：”苏钢冶炼法在国外还没有类似发明，显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整个过程适合现代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埚而创造出一种淋铁氧化的方法而使渣铁分开，成为比较纯的工具钢“。

在重庆三峡地区发掘了大规模明代冶炼遗址，是三峡地区发掘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冶炼遗址之一，也是重庆境内发现的最大的冶炼遗址，对于研究明代的金属冶炼业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考古价值。

徐光启的《崇祯历书》是明代崇祯年间为改革历法而编的一部丛书，共46种，137卷。由徐光启主持的历局负责编纂，从多方面引进了欧洲的古典天文学知识。主要内容包括天文学基本理论、天文表、天文学中计算必备的数学知识、天文仪器知识和中西各种度量单位换算表五类。该书引入了清晰的地球概念和地理经纬度概念，以及球面天文学、视差、大气折射等重要天文概念和有关的改正计算方法；还采用了一些西方通行的度量单位如60进位制等。 

明朝宗室在科技上也有极大的贡献，朱载堉世界上第一次正确地提出十二平均律，并在数学、天文学方面亦多有建树：明初周王朱橚把四百余种植物种于府内，并让王府画工将植物绘图编制成书，名为《救荒本草》。《救荒本草》共记有植物414种，并详细描述各种植物的形态、产地、生境、可食用部位和食用方法，是生物学历史上的重要书籍。

明朝末期，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在他们传播教义的同时，也大量传入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中国的科学发展趋于缓慢，落后于欧洲。随着西学传入，使得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而当时传入中国的学问非常多样，也有一些士大夫着手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方书籍或著书介绍西学，例如徐光启就曾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同时，基于双方文化的歧异及认知方面的不同，也引发一些冲突，例如南京教案等。

明代画家之众超过宋元，整个明代的画法变革也是起伏跌宕。明初，以崇尚宋代绘画的宫廷画和浙派绘画为主，名手遍布宫廷与民间。中期，远承文人画传统的吴派兴起于苏州，文人画全面占领画坛。后期则有开拓独抒性灵的写意花鸟画新领域的画派；以丑为美的变形人物画与精到传神的肖像画派；讲求笔墨、力倡文人画的华亭山水画派；尤以代表华亭派的董其昌影响最大。

明代的绘画成就巨大，大致偏重于文人画派，往上承袭唐、宋、元三代的体系，再经过充分发挥后而自成一家的。明代画风迭变，画派繁兴。在绘画的门类、题材方面，传统的人物画、山水画、花岛画盛行，文人墨戏画的梅、兰、竹及杂画等也相当发达。其中最兴盛的山水画派可分为气势恢弘的浙派、苍劲活泼的院派与清丽缜密的吴派三种。著名的书画家如擅长花鸟的徐渭、擅长人物画的陈洪绶，“明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山水画大师董其昌。明朝绘画以山水和花鸟为主。人物画和社会风俗画相对较弱。由于宗教艺术在明朝的衰落，明朝的雕像改以城隍、孔子、关公、岳飞等为主。

明代制瓷业以景德镇为中心获得了发展。主要成就是：景德镇瓷胎继续沿用了元代的“二元配方法”，创造了“脱胎”瓷器。石灰碱釉基本形成，发明了吹釉法，釉下青花术普遍发展起来，它不但是景德镇，而且成了全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在低温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釉上彩，达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成化时期还开创了釉下青花和釉上斗彩相结合的新工艺。单色釉技术有了较大提高，永乐、宣德时期的铜红釉，充分显示了明代窑工的高超技艺。除江西景德镇外，福建德化的象牙白，山西晋南的法华三彩，也都反映了明代制瓷技术的杰出成就。景德镇和法华三彩采用牙硝为助熔剂，是一项重要贡献。明代还发明了阶级式龙窑和倒焰式馒头窑，为提高热利用率，改善烧成条件和产品质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02]

明朝朝廷极力推崇书法，明朝书法以行书和草书为主。明初书法陷于台阁体泥沼，沈度学粲兄弟推波助澜将工稳的小楷推向极致，“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二沈书法被推为科举楷则，于是台阁体盛行。明中期吴中四家崛起，书法开始朝尚态方向发展。祝允明、文征明、王宠与唐寅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书法开始迈入倡导个性化的新境域。晚明书坛兴起一股批判思潮，书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荡的视觉效果，有名的有张瑞图、黄道周、王铎与倪元瑞等，而帖学殿军董其昌仍坚持传统立场。 

明代的建筑工艺创下新成就。南京和北京城池都是明朝建筑作品。南京城营建于洪武二年，完成于洪武十九年，城墙周长达66里，一般宽10-18米，高12-15米，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墙。南京城突破方正的格局，而是按照地理形势修建。皇城位于东部，市肆和居民区位于南部，西北则是军营。洪武二十三年起，明政府开始修建南京外廓，周围120里，开十六门，将雨花台和钟山都包入其中。而北京城池则较为方正，体现皇权至上的思想。明朝的宫殿建筑也十分宏伟，故宫即为例证。明朝各种历制建筑也十分严谨工整。天坛、太庙、社稷坛、孔庙都是十分巍峨庄严的建筑。明代帝陵工程浩大，可谓历代之最。而在明代被重建的万里长城（明长城）更是举世无双的巨作，保卫明朝的边疆，依然耸立

参见：明朝服饰

元朝灭亡，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诏令“衣冠制度悉如唐宋之旧”，因此明朝汉族男子服式沿袭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传统服饰式样。但又大量吸收元代服饰特点，发展出曳撒、兵笠等特色服饰。明代妇女的服装，主要有衫、袄、霞帔、褙子、比甲及裙子等，衣服的多变与款式做工达到一个高峰。不过明朝灭亡后，服饰也因满清剃发易服政策而消散，仅在朝鲜文化、越南文化、琉球文化中被保存下来。

明代的军事技术、装备和作战方法有较显著的变化，军事理论研究有较大的发展。洪武年间，各地卫所驻军已有百分之十装备火铳。永乐前期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火器部队神机营。明中期戚继光编练的水、步、骑、车、辎重等营，使用炮等火器的士兵已占编制总数的一半左右，车营平均每十二名士兵装备一门火炮，骑兵装配六十门虎蹲炮。明后期由于倭寇侵扰，北边警繁，欧洲殖民者的寻衅，促使一些学者提出经武练兵和充实边防海防的许多新观点、新措施。

中晚明的军事科技也有所进步，各种新式火器大量涌现。西方的佛郎机火炮、红衣大炮都迅速在中国制造和使用。

各具特色的军事着作纷纷问世，主要有最早提出御近海、固海岸、严城守的海防战略理论和绘测沿海地图、海防图的《筹海图编》：以练兵、教战、用器、布阵见长的名着《纪效新书》、《练兵纪实》、《阵记》：精于火药、火器研究的《兵录》：茅元仪辑的大型军事类书《武备志》，汇集了历代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用物资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实际上是一部资料丰富的军事学史。此外还有传播西方火器制造和使用技术的《神器谱》、《西法神机》、《火攻挈要》等。

明代编辑了大量的类书和丛书。其中类书《永乐大典》世界驰名，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包括目录凡例），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辑入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艺、农艺等图书七八千种，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

《三才图会》一百零六卷，明代王圻、王思义父子编撰的大型图录类书。全书分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人事、仪制、珍宝、文史、鸟兽、草木等十四门。每门之下分卷，条记事物，取材广泛，所记事物，先有绘图，后有论说，图文并茂，相为印证。为形象地了解和研究明代的宫室、器用、服制和仪仗制度等提供了大量资料。[2]

随着民间刻书业的发展和封建地主知识分子的要求，江南地区刊刻丛书者很多，有关各代历史特别是明代历史的有《今献汇言》、《历代小史》、《纪录汇编》、《百陵学山》、《盐邑志林》、《国朝典故》等。这些书的问世，开清代丛书大盛之先，但是搜书求种类多而非全本，刻字亦多有讹误。

明代地理学著作与史学近似，前期多官修，后期多私修，方志的纂修在明后期也成为一种风尚。

《寰宇通志》系景泰时陈循等奉敕纂，《大明一统志》系天顺时李贤等奉敕纂。

这两部书勾划了明朝的疆域全貌，是保存下来的研究明前期地理形势的绝好资料。罗洪先《广舆图》是明朝的一部著名的地图集，是以元朝朱思本《舆地图》为底本，改编为明朝内容创制而成的，有十三布政司图、九边图和漕运图等。西洋传教士利玛窦也在北京绘制了若干中国地图，其中最著名的是《坤舆万国全图》。这是一本世界地图，但把中国摆放在图中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采集史料丰富，重在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之迹，以及对各地形险要的叙述，考证翔实。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是方志资料汇编，书中保存了各地大量的经济风俗资料。他还著有《肇域志》，无刻，有抄本。

明朝末年，中国出了一位有名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他就是徐弘祖。徐弘祖，号霞客，从22岁开始有计划的远游，直到去世为止。足迹遍及中国东部、中部和南部及西南部，所到之处，对地貌、地质、水文、气候、植物等科学问题，都作了深入而细致的考察，并逐日写成考察记录。他的全部考察日记后经友人整理定名为《徐霞客游记》，69万字，既是科学著作，又是文学游记。其主要贡献是详细地考察和记述了中国西南广大地区的岩溶地貌，成为世界科学史上最早出现的关于岩溶地貌研究的宝贵文献。 


  影响意义

对中国影响

明朝推翻了元朝残暴的民族压迫统治，恢复了中华衣冠制度，典章文物，审美情趣，把中华文化发扬到一个新的高度，是明朝第一次向西方世界全面展示中华文明辉煌灿烂的程度。 

明朝文化保留和激扬了中国人的骨气，刚劲之气。

明遗民王余佑（号五公山人）和顾梦游 通过诗词来表达自己对明朝深厚的感情。冯梦龙在明亡后迅速编印的《甲申纪事》中记载了许多上至朝臣，下至普通平民的忠烈之士殉国的事迹。明朝的遗民林古度说：“儿时一万历钱，佩之终身”，他有诗说“登高空忆梅花岭，买醉都无万历钱”明朝的遗民傅山有诗说：“苦楚四十年，矢作崇祯人”。

明末农民军将领李自成的义子乃至义孙，最后成了拥护明朝最坚定，抵抗清军最顽强的力量，他们在南明时期，不再打自己的旗号了，而完全成了忠于明朝的力量。到明朝中央政府已经消失，最后弹尽粮绝，重重围困，山穷水尽的时候，任何其他功利的想法实际上都已经不存在。而此时李来亨在茅麓山和整个大陆都已经沦陷的时候，仍旧打着明朝旗号抗清的明军将领，农民军已经变成了“明军”。甚至姚雪垠的《李自成》的结尾，写到这最后的时候，反复强调的也不是他们的闯王李自成余部的身份，而是强调他们的明军身份。

明朝文化灿烂繁荣，不仅在中国国内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深受明朝文化的影响。

明朝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是继元朝之后继续深入吸取中国文化，其中起突出作用的，与宋、元代一样，仍是是日本的僧侣们。他们请求明朝赐予书籍，或自己觅购或接受他人赠送书籍。而他们索要或自己搜集的，大部分是宋、元的，少数是明初的书。总之，遣明使时期，那些在日本人中受中国文化浸润最深的以五山禅僧为代表的人们，利用入明的机会，继续表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渴望、追求与吸收，但又显出与过去时期不同的特点。当然，不仅日本僧人入明，也有明朝僧人去日本，为传播中国文化而努力。

明朝的时候，日本还派过遣明使，朝鲜在李朝时代的初年也向明朝派遣使节，据统计有300多次。

到了17世纪，日本的江户时代，中国儒家的朱子学，就是朱熹的理学，已经成为日本的官学，日本民间盛行的是阳明学。

在明朝灭亡之后，朝鲜认为清朝统治是蛮夷的统治，而朝鲜人自己的君王是明朝皇帝册封的，与清朝相比，自己国家的社稷则是正统。正是这样的对明朝的向往和对清朝的蔑视，使得朝鲜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自己已经模仿复制了明朝的文化。

琉球建国采纳明朝体制，从吏制、礼仪到教育制度与中国大陆并无二致，这样的好处是迅速将蒙昧时期的琉球一步带进发达的封建时代。21世纪的冲绳文化，还保留着浓郁的闽南风情。妈祖庙和孔庙依然是显眼的建筑。与日本本岛的民居喜欢雕上鱼形装饰不同，冲绳民居门前都蹲着一对“风狮爷”（当地人称嘻莎），这是久米村人从福建带来的华夏遗韵。击鼓、舞狮一直是琉球人的酷爱，琉球人还留有过春节的气息，在没有正月庆典的日本算是独树一帜。

明代是中越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较之宋、元各代均有重大的发展。而越南末代皇帝保大帝到20世纪时期还身着明朝服饰。 

明朝时期，欧洲天主教士的东来，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同时他们也将部分的中国学术传到西方，形成一种文化交流，不过他们传入中国的西学多，而传往西方的中学则较少。 

中国经学的西传，利玛窦之来到中国广东，首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义大利，此为四书西译之始，时为公元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继之在公元1626年（天启六年），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又将五经译为拉丁 文，并在中国杭州出版。后来到清代初年，一般西洋传教士纷纷大量的翻译中国经书，寄往欧洲，并盛称中国伦理哲单与政治思想的深湛，因而激起欧洲思想界的波澜，曾一度非常向往中国。

中国医药的西传，为永历王太后致送国书给教皇的波兰籍教士卜弥格，曾以拉丁文著中医示例一书，内容述有中国人看舌治病法，与医名二百八十九条，此为最早具体向西方介绍中国医学的一本书。 

中国的美术工艺如丝织品与磁器，很早便由商人传入欧洲，唯中国式的庭园建筑则在明清之际才传入欧洲，且一度成为风气，这其间也多少受传教士的影响。 

公元1750年英王的建筑师詹培士（W. Chambers）为肯特公爵（Kent）建筑了一所完全中国式的建筑，有雕栏、玉砌，有假山、浮屠。转瞬间这种风气流传到法国与德国，为一部分德法人所喜好。德国的卡赛尔伯爵特别建造了一座中国村。其一切布置都仿中国，甚至村中的女子都穿著中国服装。又有德国园艺家温赤（Ludwig A. Unyer）著书盛称中国的园亭建筑，小桥流水、楼台亭榭，极尽变化曲折之美，能引人人胜：非若欧洲建筑之徒事整齐崇峻，而全无合蓄者所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