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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三)

来源:传统文化网 作者:王文帧 人气: 发布时间:2020-09-03
摘要: 在一次农村婚宴聚会上,一位刘姓大哥在得知我父亲是王德泽时,急忙站起来,不无动情地说:“德泽叔,好人啊,他真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红色记忆(三)
                            ——回忆父亲  
 
        在一次农村婚宴聚会上,一位刘姓大哥在得知我父亲是王德泽时,急忙站起来,不无动情地说:“德泽叔,好人啊,他真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接着,他讲起了一段往事:“那是1968年“文革”期间,我的母亲得了重病,孝里卫生院治不了,要立即转院。但那时转院必须有数目不小的押金和转院信。情急之下,我们一家人束手无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助的我坐在孝里卫生院门口哭了起来。这时,正好在俺村里驻队的公社干部王德泽在此经过,他热心地向我们问明情况后,对我说,孩子你不要着急,赶紧跟着我去公社开信。开信后,他又给我借了几十块钱,打发我们坐公共汽车去了县医院。经过抢救和治疗,我母亲转危为安。德泽叔就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


图为:父亲当八路时候的照片
 
        随着这位大哥的讲述,我父亲那坚定的政治信念、朴素务实的工作作风、为民服务的公仆情怀、心系群众疾苦的光辉形象都一一从我的记忆中浮现出来:
父亲王德泽小时候就参加抗日儿童团当上了队长,跟着村里秘密共产党员、教书先生李学良(又名李善庭)、刘干庭读书,从小接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先进理念和抗日救国的思想,帮助老师做一些放哨、送信的工作,后来参加了当地抗日武装,不到十六岁就到冀鲁豫军区参加了八路军,十七岁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战争年代里,他不怕牺牲,勇敢战斗,坚强工作,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有两件事情永久不能忘怀。一是送信路上遇劫匪险脱身。那是父亲在当儿童团队长时,有一天老师李善庭交给他一封信,嘱咐务必想法送到房头村王善臣(当时的七区副区长)的手中,去时可以找一名贴心小伙伴作伴。从黄崖村到房头村有十几里山路,中间穿过一个叫大泉的岚峪山口,再往南依次经过岚峪、马岭村,然后到房头村。因为天冷路远,我奶奶担心儿子受冻,就拿出一条毛线大围巾给他围上。我父亲又约上儿童团员、比他大一岁的堂哥王德东一块跟他去完成这次任务。兄弟二人出发走到岚峪山口时,突然跑出两个男子,手拿尖刀堵住去路,边喊着留下买路钱,要不叫你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父亲和堂哥从没有见过这阵势,一下子蒙住站在路边,就向他们求饶说我们是去岚峪走亲戚的,请放我们走吧。那两个劫匪一大一小,年龄大者可能腿有残疾不灵便,而年龄小者却是膀大腰圆,是个难对付的主儿。他们看到眼前是两个少年,不由得放松了戒心,朝我父亲这边靠了过来。我父亲见他们快到跟前,心里一横,向堂哥大喊一声:“拿石头快跑!”随即扯下毛线围巾猛地抽向那年轻劫匪的眼,劫匪手一挡,把围巾拽了过去。趁他还没缓过神来,兄弟两个快速跑向东南的高地上,向下扔起了石头。那俩劫匪只留神上边滚下的石头,那还顾得上追打我父亲兄弟俩?正在这时,从山下远远走来一个过路的人,那俩劫匪见势不妙就慌不择路的跑掉了。我父亲和堂哥一路向南奔向房头村,按照老师交代的地址找到了王善臣副区长,顺利地完成了送信任务。当听到兄弟俩在路上的遭遇时,王区长派人护送我父亲兄弟俩回到黄崖村,并向李学良老师讲述了送信路上的过程,李老师直夸我父亲兄弟俩是抗日工作的小英雄。
 
       二是黄河岸边潜水打捞缝纫机。我父亲十五岁那年,在八区当区长的邻居张元昌爷爷找到我爷爷商量,让我父亲参加八路军,到大部队参战去。我爷爷一听立即表示赞成。当天晚上,张元昌爷爷派人领着我父亲及本村的王国明、王德东等八名青年渡过黄河去西冀鲁豫军区参加了八路军。我父亲被分配到冀鲁豫军区第三分区后勤部被服科当通讯员,其他人有的分在军分区被服厂,有的分在兵工厂。在分区被服科当兵半年,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部队急需大量棉装。军区下达了在三个月制作十万套棉军装的紧急任务。时间紧,任务重,被服科的徐科长亲自去分区被服厂督促并兼任厂长,我父亲也跟着去了被服厂。当时被服厂全部人员编为两班,歇人不歇马,昼夜工作,奋战不停。同时,徐科长指示我父亲除做好通信工作外,要认真学好缝纫技术,将来会大有好处。根据徐科长的指示,我父亲一有时间就泡到缝纫车间认真学习、刻苦钻研缝纫技术,十几天下来就掌握了全套的缝纫技术,能熟练地操作、修理缝纫机了。一天,徐科长对我父亲讲:“已经军分区后勤部批准,提拔你为缝纫车间班长(排级),今后你就在被服厂工作了。”我父亲回忆说,从那时起一直到全国解放,从缝纫班长干到裁剪班长,干了五年的被服工作,虽没有上战场直接杀敌的硝烟,但也有着上战场的惊险。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集结军队大举进攻我冀鲁豫解放区。为此,冀鲁豫军区除留下少数作战部队外,全部人员向黄河北转移。出发前,每人发了两颗手榴弹以防万一。在过黄河时,一匹驮着缝纫机的驮马在浅滩受惊狂奔起来,致使驼篓里的四架缝纫机全都掉到黄河水里。那时,部队购买缝纫机非常不容易,可以说缝纫机比命都值钱。上级命令潜水也要把缝纫机打捞上来。作为缝纫班长,我父亲二话没说,脱掉棉衣带头跳进冰冷的河水中,与战友几次下潜,才慢慢将四架缝纫机全部打捞上来。为此,冀鲁豫军区向全体部队发出通令嘉奖。我父亲因此得了风湿病,住进军区野战医院,由于条件限制,缺医少药,父亲的病没有得到有效治疗,后转为风湿性心脏病。
 
       随着全国的解放,艰苦的战争岁月终于熬到了头。一九五零年父亲转业到曾经生他养他并战斗工作多年的家乡峰山区黄崖乡任乡长,后任胡林坡乡乡长、孝里公社党委宣传委员、民政助理员等职一直到离休。在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干部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模范带头,奉公敬业,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在整个孝里地区赢得较好的口碑:
 
        一是带头将全部财产入社为群众做榜样。在加入高级社时,我爷爷想把刚买的一头驴转给别人做买卖,不想入社作股。父亲知道后,耐心地劝导我爷爷说,我是乡长,是全乡的带头人,理应按照规定将全部财产入社,如果咱要留下丝毫东西,让别人怎么看怎么评价?咱入社就要真心加入,不能三心二意,更不能让别人戳咱的脊梁骨啊。在父亲循循善诱的引导下,我爷爷和全家人思想亮堂了,心甘情愿地将所有财产交公入了社,在全乡带了个好头,成为全区互助合作运动的佳话。
 
        二是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干好任内工作。我父亲干民政助理员时,孝里公社有7个管理区,辖57 个大队(行政村)。因位于革命老区,烈军属很多,达到一千余户。按照上级要求,全公社烈军属、失踪军人和各类困难户必须重新进行统计核实,建档立卡。那时,去各村道路崎岖,条件艰苦,没有交通工具,走路全靠步行。我父亲横下一条心,靠着双脚走遍了全社57 个大队,白天干不完,晚上继续干,天天熬夜是很正常的。一天晚上,父亲在北凤凰村工作到十点多,完成了统计任务,就背着背包准备回家。父亲从当兵到工作,一直有走夜路的习惯,所以对北凤凰到黄崖村的八里路不在话下。出村不远便是石庙子口,当他走近时,发现两只饿狼蹲在路边,眼里泛着令人心惊的绿光,同时,在南边山上又跑来两只嚎叫着的狼。父亲顺手拿起两块石头扔了出去,没想到饿狼不但没走,反而又向前跑了起来。父亲一看事情不妙,又抓起石头向北凤凰村狂奔起来。到村里叫起两个村干部,他们带上木棍送父亲,到家已是深夜。我父亲照常推开我爷爷的房门,给他老人家报平安,这已是他多年形成的习惯,上班前临走给爷爷说一声,下班回来无论早晚给老人家报个平安,以免老人家担心,这也是我父亲的孝道所致。
 
        三是长期带病工作感动干部群众。父亲因在部队患风湿性心脏病回乡,身体一直比较虚弱,但他不顾自己的病情,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从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他任公社民政助理员期间,黄河年年发大水,防汛任务繁重,必须组织人员在黄河大堤巡逻严守,防止事故发生。1968年冬天,黄河发激陵水。父亲仍像往年那样,带领当地干部群众巡逻值守在大堤上。由于几天的劳累紧张,他的心脏病复发了,晕倒在大堤上。而从黄河大堤到公路,激陵水汪洋一片,根本无法去医院救治。情况危急,多亏同行的卫生院朱院长现场及时抢救治疗,把我父亲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他睁开眼问的头一句话说,大堤怎么样,没事吧?在场的干部群众都为他这种精神感动地流下了泪。
 
       四是视烈军属胜过自己的亲人。父亲身为民政助理员,深知为烈军属服好务是代表党和政府做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是巩固国防、加强军队建设的重要一环。因此,他时时处处视烈军属胜过自己的亲人,真心实意为他们服务。他常说,烈士们为国捐躯,他们的亲属理应得到政府的照顾,感受到党的温暖,我不能因工作不到家,而寒了烈军属的心。北凤凰村的尹大娘的丈夫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炸碉堡,为国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尹大娘无儿无女独身一人,每逢孝里集必去赶集散心。我父亲听说后,就到集市上找到尹大娘,叫她到公社办公室,用自己的工资为她买了可口的饭菜让她吃,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她,并嘱咐她赶集就来公社找我,如果我不在,就到食堂吃饭记上我的名字。因那时还没有为招待烈军属报销的规定,这一切都是我父亲自掏腰包。后来,食堂管理员看不下去了,向公社领导多次反映,才有了为招待烈军属可以适当报销的规定。同时,我父亲还经常到烈军属家里走访,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问题并及时解决,解除了他们在国防前线亲人的后顾之忧,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由于父亲工作到位,成绩突出,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72年被授予山东省双拥模范称号。
 
       五是时刻践行公家的便宜一点也不能沾的铁律。文化大革命兴起的1966年深冬,各级革命委员会普遍建立起来。组织上为了支持红卫兵串联闹革命,下达了红卫兵外出串联期间每天补助两角五分钱、半斤粮票的规定。我和哥哥王文利当时都在长清六中当红卫兵,就想外出串联闯荡一下,到公社财政室每人领了20天的串联补助,计每人领5 元钱、10斤粮票。这些钱和粮票对一个农村孩子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领到补助后,我们兄弟俩和同学就到济南各大院校串联、抄写大字报,待了半个月,觉得也没多大意思就返回了学校。回来后,爷爷和父母亲都很高兴,嘱咐我们除串联革命外,还要多看看课本,搞好学习。这时父亲问我,你们这次外出领了多少天的补助?我如实回答领了20天的补助。父亲一算说,可是你们在外只待了15天啊,那5天的补助是不是多领了?我和哥哥像小偷一样红着脸说,可是钱和粮票在外已用光了啊。父亲说,公家有规定咱就得坚决执行,公家的钱咱一分也不能多要,公家的便宜咱一点也不能沾,这是你们今后无论干什么工作都必须牢记的!明天你们从我工资和粮本上领出两块五毛钱和5斤粮票退回公社财政室吧。父亲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纪律信念严格要求着自己,也在深刻地教育和影响着我们这些后人。


图为:父亲转业回来的照片
 
       父亲虽然早就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抗战时期不怕牺牲、为国参军的英勇精神和建国后拥军爱民、无私奉献、严于律己的崇高品格,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并且已经形成了我们宝贵的家风,生生不息地教育着后人秉承爱国爱民、顽强拼搏、爱岗敬业的理念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国家努力地无私奉献着。

        作者:王文帧 济南市长清区委政法委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翟娇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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