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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儒学具有崇实黜虚的优良传统。孔子特别强调“躬行”，强调学以致用。孔子弟子也重视实际运用。宋明的儒家发展了这个传统，形成明体适用之学。体即本体，明体是推阐儒家仁义礼乐传统的基本原则，达用则是适应时代的实际需要。
关键词 儒学；学以致用；优秀传统
儒学实用化是当代儒学发展的一种趋势，也是我过去自1996年以来针对中国在发展现代化经济时，往往忽视精神领域对中国特色的教育和灌输的倾向而提出的对策。“儒学之实用化”提出应建构系统性的儒学实用体系，为实际应用而改造儒学，对其至今有指导意义的积极面注意挖掘，而对其消极面则存而不论。现在我想进一步从儒家明体适用的传统论证“实用儒学”的观点。
学者普遍认为孔子开创的儒学，具有崇实黜虚的优良传统。“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已，无敢自命圣贤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序言》) 从孔子起，儒家学者就重视学以致用的问题，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论语·里仁》载：“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他反对知而不行或“言而过其行”的人。孔子要求士做能“躬行”的“君子儒”，政治目的的实现不能靠光说不做，而是需要去实干。所以孔子特别强调“躬行”，强调学以致用。《论语》第一句就是“学时而习之”（《学而》）。他要求自己的学生不但要读书，而且要置身于实践之中，把所学的东西与改革现实紧密联系起来。在实践过程中，多行少说，先行后说，言行一致。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孔子极力反对那种言行不一、夸夸其谈的人，把“巧言令色”、有言无行的人称为“小人儒”。子曰：“君子耻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因此，孔子极力赞赏重视行动的人，管仲为桓公“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因而赢得了孔子“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的美誉；因为行仁是难事，所有颜渊以行动来回答，就被孔子称赞为“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
孔子主张只有靠行动才能达到“仁”。《史记》载：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仲尼弟子列传》）又载：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集解》孔安国曰：“片犹偏也。听讼必须两辞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狱者，唯子路可也。”对于孔子说的“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集解》栾肇曰：“适用曰材，好勇过我用，故云‘无所取’。”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学而》：“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孔子还批评“巧言令色，鮮矣仁”（《论语·学而》）。孔子重视将知识运用到生活实践中的思想，现在仍给我们以启示，应当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所学所闻，《论语·子张》中的“君子学以致其道”就是学以致用。《论语》载，孔子多次表示“主忠信”（《论语·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孔子要求他的学生时时处处待人以忠心，接物以诚信，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不自欺也不欺人，不欺心也不欺天。其学生，被后世尊奉为“宗圣”的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曾子尽量去实践孔子的思想，《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有曾子信守然诺为儿子杀猪的故事，重视“信”而言行一致的举动，至今传为美谈。论述言与行的关系，在曾子思想修养中占有显著地位，而且也为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途径。?
孔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都是强调言行一致是君子的基本标准。而曾子关于“行”的思想，基本是依循孔子的方向推进的，他说：“言者，行之指也。”“听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君子执仁立志，先行后言，千里之外，皆为兄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君子虑胜气，思而后动，论而后行，行必言思之，言之必思复之，思复之必思无悔言，亦可谓慎矣。”（《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君子学必由其业，问必在其序。问而不决，乘间观色而复之，虽不悦亦不强争也。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无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能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己矣。”他主张学习不弃细小，要能够微言笃行，“君子博学而孱守之，微言而笃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后人。君子终身守此悒悒。”“人信其言，从之以行，人信其行，从之以复；复宜其类，类宜其年，亦可谓外内合矣。”（《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夫行也者，行礼之谓也。夫礼，贵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贱者惠焉。此礼也，行之则行也，立之则义也。”（《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
孔子的其他弟子也重视实际运用。如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子思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
战国时的大儒荀子曰：“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豪厘，无它道焉，巳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荀子·儒效》）
学者普遍认为通经致用，是汉儒治经的共同点，今文学家尤然。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有致用的意图。王利器先生说：“汉有通经致用之说，谓治一经必得一经之用也。如平当以禹贡治河（见《汉书》本传），夏侯胜以洪范察变（见《汉书》本传），董仲舒以春秋决狱，（《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后汉书·应劭传》：“董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王式以三百五篇当《谏书》（见《汉书·儒林传》），皆其例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第三《勉学》)
唐代杨绾上奏疏，批评文人“争尚文辞，互相矜炫”，“所冀数年之间，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居家者必修德业，从政者皆知廉耻，浮竟自止，敦庞自劝，教人之本，实在兹焉。”（《旧唐书·杨绾传》）杜佑明确提出了“经邦致用”的思想。李翰为杜佑作的《通典·序》中说：“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唐代顾况《文论》引《周语》之略曰：“孝、敬、忠、信、仁、义、智、勇、教、惠、让，皆文也。” 他认为天有六气，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经纬天地，叶（谐）和神人，名之为文。其实行也，文顾行，行顾文，文行相顾，谓之君子之文，为龙为光。（《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九）到后来，儒家学者借助佛教的体用概念，把这种学以致用的思想发展成为“明体达用之学”，或“明体适用之学”，如胡瑗和李顒，他们都是从体用统一的观点立论的。
宋初胡瑗提倡“明体达用”之学，“体”是儒家伦理中的三纲五常，明体旨在反对死记硬背儒家著作中的教条，注重研究儒家经典著作的基本思想原理，以作为立身立国的思想基础。“用”是去实践三纲五常这些观念，达用是在明体的基础上，强调培养实际应用的能力。他先后掌管苏州、湖州两地官学，本着明体达用的原则，《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安定胡瑗设教苏、湖间二十余年，世方尚词赋，湖学独立经义、治事斋，以敦实学。”胡瑗是宋初超越汉唐经学传统而开辟新学风的先驱之一。他的明体是推阐儒家传统的基本原则，达用则是适应时代的实际需要。胡瑗与孙复同学，二人都致力于振兴儒学，即如全祖望所说，“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黄宗羲《宋元学案》卷1），但学术思想风格互不相同。胡瑗的学生刘彝举其学大要曰：“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之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黄宗羲《宋元学案》卷1）胡瑗在宋初最先提出体用之说，对宋儒尤其是程颐的天理观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先导作用。程颐在《易传序》中说：“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二程又说：“经所以载道也，器所以适用也。学经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适用，奚益哉？”（《二程遗书》卷六）程颐说“治经，实学也。”（《二程遗书》卷一）他全面地阐述了“明道致用”的文化内涵。程颐说“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今或滞心于章句之末，则无所用也。此学者之大患。”（《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学篇》） 邵雍说：“所行之路不可不宽，宽则少碍。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始为知《易》。孟子著书，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但人见之者鲜耳。人能用《易》，是为知《易》，如孟子可谓善用《易》者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
南宋胡安国之子胡宏也认为，圣人之道，有体有用，人之为学，就必须“明体达用”、“致知力行”。陈傅良也是一位主张事功，通经致用的学者。他自己就讲过：“所贵于儒者，谓其能通世务，以其所学见之事功。”(《陈傅良先生文集》卷十四《外制，大理寺主簿王宁新知信阳军》)他的晚辈叶适推崇他的事功之学说：“其操术精而致用远，弥纶之义弘矣”。(《叶适集》卷十六《陈傅良墓志铭》)
降至明清，经邦济世，通经致用，主张习行，更成为一时之尚。
胡宏的“明体达用”被明代学者发展为“明体适用”。
明思想家把明体、适用看作并行的东西，《明儒学案》载：“（叶廷）秀尝谓：明体、适用，如车二轮，鸟二翼，必不可离者也。” “信是本之真心而见之然诺之际者，是身世作合关键，犹车之輗軏。然举世尚狙诈，人而无信，一味心口相违，千蹊万径，用得熟时，若以为非此不可持身，不可御世，岂知其断断乎不可者？可不可只衡在是非上，而行不行方格到利害上也。”（《明儒学案·蕺山学案》）明代国子监的教育方针,是“造以明体达用之学，以孝弟、礼义、忠信、廉耻为之本，以六经、诸史为之业，务各期以敦伦善行，敬业乐群，以修举古乐正、成均之师道。”（《明史》卷四十二《职官志二》）甚至私塾教育也强调“儒者，明体达用，讲求实学，不沾沾于辞章训诂，而独以风俗人心为己任。夫风俗之所以美，必由于教化，教化之所以兴，始于童蒙。”（《河北省志》第76卷《教育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8页）
明吕坤详细论述明体适用说：“明体全为适用。明也者，明其所适也。不能实用，何贵明体？然未有明体而不实用者。树有根，自然千枝万叶；水有泉，自然千流万派。知是一双眼，行是一双脚。不知而行，前有渊谷而不见，傍有狠虎而不闻，如中州之人适燕而南、之粤而北也，虽乘千里之马，愈疾愈远。知而不行，如痿痹之人，数路程，画山水，行更无多说，只用得一笃字。知的工夫千头万绪，所谓匪知之艰，惟行之艰，匪苟知之，亦允蹈之。知至至之，知终终之，穷神知化，穷理尽性，几深研极，探頣索隐，多闻多见。知也者，知所行也；行也者，行所知也。知也者，知此也；行也者，行此也。原不是两个世俗知行不分，直与千古圣人驳难，以为行即是知。余以为能行方算得知，徒知难算得行。”(吕坤：《呻吟语·谈道》)
明范济强调“学校者，风化之源，人材所自出，贵明体适用，非徒较文艺而已也。洪武中妙选师儒，教养甚备，人材彬彬可观。迩来士习委靡，立志不弘，执节不固。平居无刚方正大之气，安望其立朝为名公卿哉！宜选良士为郡县学官，择民间子弟性行端谨者为生徒，训以经史，勉以节行。俟其有成，贡于国学。磨砻砥砺，使其气充志定，卓然成材，然后举而用之，以任天下国家事无难矣。”(清张廷玉等《明史·范济列传》第五十二)
明末的李颙详细阐述了“明体适用”的主张，他提倡“真儒”要“明体适用”。何谓明体适用？他说：“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明体适用，乃人生性分之所不容已，学焉而昧乎此，即失其所以为人矣！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灭裂于口耳伎俩之末，便是异端。”( 《二曲集》中华书局,1996.p120)所以，“明体适用，乃吾人性分之所不容已，学而不如此，则失其所以为学，便失其所以为人矣”( 《二曲集》中华书局,1996.p401)。可见，体，指的是明道存心，明体，就是在道德修养上下工夫；用，指的是经世宰物，适用，就是在治国平天下的具体事务上下工夫。所以，不管是明体也罢，适用也罢，都突出了儒学的实用性。但在道德为体方面，古今儒家的主张并不一致，“或以主敬穷理标宗，或以先立乎大标宗，或以心之精神为圣标宗，或以自然标宗，或以复性标宗，或以致良知标宗，或以随处体认标宗”，虽然有区别，但在他看来，“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总是开人以悔过自新的门路”( 《二曲集》中华书局,1996.p3)。他将明体适用作为儒之所以为儒的根本标志，指出“真知乃有实行，实行乃为真知。”（《清儒学案·李颙学案附录》卷1）
孙奇逢也肯定天道表现于日用饮食之间，为学应于客观的现实活动中去明体达用，躬行践道。他说：“日用食息间，每举一念，行一事，接一言，不可有违天理拂人情处便是学问。”（《夏峰集》卷一《语录》）“天之明命，无一刻不流行于人伦事物中，能于日用食息真见其流行不已，便自有下手工夫处。”“日用间，凡行一事，接一人，无有不当理、中情之处，此所谓道也，即所谓学也。”（《夏峰集》卷二《语录》）他认为知与行不可分割，下学与上达不可割裂，而其要则在于“心以天地万物为体，其操功却在日用饮食间。故曰：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尽心知性以知天，而圣人之能事毕矣。”（《夏峰集》卷四《四书近指序》）“说心，在事上见；说体，在用上见；约理，在博文上见；致知，在格物上见。内圣外王，一以贯之，原无许多头绪。”（《夏峰集》卷二《语录》）孙奇逢认为理学的内容包括了尽心、知性、体认天理的心性修养，也包括了事功、节义、经世宰物的现实实践。他强调“修己治人，亲师取友，理财折狱，用贤远奸，效天事神，明理适用”（《夏峰集》卷四《四书近指凡例》）。
黄宗羲明确提出了道与事、理与功、学术研究与经世致用的结合，提出了“经术所以经世”、“学贵践履”、“学贵适用”的命题。
颜元为学，力主要从“经世致用”出发，以“实学”、“实习”为主，培养出能“实行”、“实用”，为天地造实绩的“通经致用”的通儒，反对唐、宋以来学校中专以文字为学习的内容，空谈性命，注重八股帖括。他认为只有把尧、舜、周孔时代所谓“六府”、“三事”、“三物”、“四教”之学加以学习，才是真才实学。六府是“金、木、水、火、土、谷”；三事是“正德、利用、厚生”；三物是“六德”（智、仁、圣、义、中、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四教是“文、行、忠、信”。颜元说：“天下皆读书、著述、静坐，则使人减弃士农工商之业，天下之德，不惟不正，且将无德；天下之用，不惟不利，且将无用；天下之生，不惟不厚，且将无生。是之谓曲学，是之谓异端”。（《习斋记余》卷九，《驳朱子分年试经史子集议》）颜元和其弟子李塨提倡实践，反对空言，无论性理考据，都在排击之列。
顾炎武认为，儒家六经是古圣贤经国之作，是“天下后人用以治人之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三》）“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时之务”(《亭林文集·生员论上》)，其门人潘次耕序《日知录》曰：“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若夫雕琢辞章，缀辑故实，或高谈而不根，或剿说而无当，浅深不同，同为俗学而已矣。”陆世仪也主张经为体、史为用，学者明体适用，是即内圣外王之道。
清顺治皇帝谕礼部曰“明体则为真儒，达用则为良吏。果有实学，朕必不次简拔，重加任用。”（柯劭忞等《清史稿·选举一》）纪昀也肯定“儒之本旨，明体达用而已。文章记诵，非也；谈天说性，亦非也。”（《阅微草堂笔记》第十七卷《姑妄听之三》）“圣贤依乎中庸，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阅微草堂笔记》第十六卷《姑妄听之二》) “夫僮仆读书，可云佳事，然读书以明理，明理以致用也。食而不化至昏愦僻谬，贻害无穷，亦何贵此儒者哉”。(《阅微草堂笔记》第十八卷《姑妄听之四》)
刘大绅训诸生曰：“朱子小学，为作圣阶梯，入德涂轨。必读此书，身体力行，庶几明体达用，有益于天下国家。”（柯劭忞等《清史稿·循吏列传二》）
章学诚认为学术应该注重经世致用：“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文史通义·补遗》）“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下》）“学业将以经世，当视世所忽者而施挽救焉。”（《文史通义·外篇三·论学》）
陈寅恪先生肯定中国文化的传统是“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页) 时至今日，我们对儒学的研究更应该注重实用，避免空谈。我们应该懂得：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作者简介：蔡德贵（1945-），男，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巴哈伊教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巴哈伊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哲学、东方文化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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