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我们的中国节

导读：近年来,“找回我们的节日”成为一句中华文化复兴的口号。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积淀着非常丰富深厚的中华民族心理，有哲学的，有社会学的，也有美学的。从这些传统节日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曾经非常风流浪漫、青春昂扬的精神性格，只是自明朝以来，我们的民族性格多了一些暮气，少了一些对人生和人性的狂欢表达，正像著名学者余世存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的：“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面临转型的时期，我们的民族性格需要重新被激活，就像梁启超在一百年前呼唤‘少年中国’一样，呼唤公共生活的空间和社会人格的塑造。”

　　恋恋不舍地结束了清明假期，许多人已开始满怀期待，为一个多月之后的端午假期做计划。“如果把生活比作平淡的河流，那么节日就是浪花。节日给了我们调整精神，再次出发的机会。”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萧放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传统节日在今天有着更为丰富的现代价值，“传承文化认知、增强民族认同、调剂精神状态”。

　　回溯古时，源于四季自然气候变化与农事活动的中国传统节日，是围绕祈求丰收与庆丰收这两大主题展开的：春季祈生殖、夏季驱疫虫、秋季庆丰收、冬季慎储备。与二十四节气同时并行的节日，主要表现在各季各月朔望之间。朔为“上日”，是各月之初一，又称“元日”，正月朔日谓之元旦，是旧历新年之始。随着礼仪的形成，秦汉时期，中国的主要节日除夕、元旦、元宵、端午、七夕、重阳等已成习俗，趋于定型。

　　萧放指出：“传统节日是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它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民众精神信仰、审美情趣、伦理关系与消费习惯的集中展示日。”梳理这些传统节日，或许能让今人对天人关系、人人关系、人与自我关系的积极作用，有新的认识。

　　除夕达旦守新岁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作为岁首新年，春节在中国已经走过了至少三千年历程，其产生与古代历年概念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萧放指出，“从本质意义上说，春节根源于上古先民的时间感受与时间意识”。

　　我国人民以寒冬将尽，春阳萌动之时作为新年伊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腊祭”，其主要内容是感谢诸神上一年的赐予，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古时“猎”与“腊”字相通，人们用猎获的野兽作为祭品举行大祭。《礼记·月令》曰：“是月也，大饮烝。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诗经·七月》则记载了西周时期旧岁新年交替时的节庆风俗，“朋酒斯飨，曰杀羔羊”，人们将美酒和羔羊献给诸神，以酬谢一年来神的保佑和赐福。

　　上古的年终祭祀风俗发展至秦朝，农历的十二月开始作为岁终的“腊月”固定下来，只是具体日期不定。直到汉代，“腊日”，即腊月初八才得以明确。到了南北朝，人们在“腊八”不仅祭祀天地神灵，还要供奉祖先，祈求丰收吉祥。这一天也发展出很多富有民族特色的风俗，比如熬腊八粥、泡腊八蒜等。

　　《隋书·礼仪志》曰：“腊者，接也。”意思是腊有“新旧交替”的蕴意。民间常有“报信儿的腊八粥”之说，过了腊八，新年就来到了。

　　春节(正月初一),作为岁首大节,最早确立于汉朝。汉太初元年,汉武帝颁行《太初历》,确定以夏历的正月初一为岁首。随着社会的发展，从汉朝到南北朝，正月初一过新年的习俗愈演愈烈，燃爆竹、换桃符、游乐赏灯等活动都已出现，庆祝的日期越拉越长，逐渐演化为我国的第一大节日。

　　年三十是旧年的最后一天，大年夜灯火通明，全家人围炉夜话、通宵不眠，名为“守岁”。晋朝已有守岁之俗，周处《风土记》说蜀人“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

　　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丰盛的团圆饭。萧放告诉记者，年夜饭来源于古代的年终祭祀仪礼，可谓是“人神共进”的晚餐，菜肴充满寓意。中国南方地区的年夜饭有两样菜不可少，一是头尾完整的鱼，象征年年有余；二是丸子，南方俗称圆子，象征团圆。传统北京人的年夜饭中必定有荸荠，谐音“必齐”，就是说家人一定要齐整。

　　祭祀祖先、礼敬尊长，是春节的精神内核之一。

　　著名学者余世存对记者表示，人们会自发地“把传统和现实打通”，让节日习俗的形式适应时代发展的变化——比如，古人们会在祖先牌位前奉上饭菜；而今，人们会摆出先人照片，在照片前摆供，是为“家祭”。——南宋诗人陆游就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句。

　　春节期间，各地还有一些有趣的特色节日。如在山西、内蒙古一带，正月初八为“敬八仙节”，以求得八仙显灵，保佑新一年吉星高照；在广西岑溪一带，正月初十是“花灯节”，当地凡是生了男孩的家庭都要去社庙挂花灯，向社王“报人丁、祈平安”。

　　千百年来，春节昭示着我们的来路和去处。余世存认为，春节不仅蕴涵着节日的秘密，而且更有着文明的秘密。“无论人类个体在生活的风雨中如何，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他必须回归基本，他的起点，家人、乡邻、桑梓。”

　　元宵闹夜人狂欢

　　“一年明月打头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在民俗生活中意义非凡。

　　“元宵节”与我国本土的道教关系密切。道教文化有所谓“三元”神之说，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分别以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为诞辰，因此，在这“三元”之日都要举行祭祀活动。其中“上元”又叫“上元节”，是元宵节的别称。按照这个说法，元宵节起源于对上元天官的祭祀活动。

　　《史记·乐书》载：“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太一也叫“泰一”、“泰乙”，战国时就被认为是极其显赫的神明，地位在三皇五帝之上。汉武帝对太一的奉祀十分隆重，其奉祀之时恰在上元，从黄昏时开始，至翌日天明结束，这种祭祀仪式对元宵节的形成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汉代，京都平日实行宵禁，唯有到正月十五才解除宵禁。由于元宵节有张灯观赏的习俗，因此也成为“灯节”。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教义中将火光比作佛之威神，汉明帝为宣扬佛教，敕令在上元之夜“燃灯表佛”。从此以后，元宵张灯便蔚然成风，相沿成俗。

　　萧放教授说：“元宵的民俗与除夕是相对应的。除夕夜是关门团圆，人们暂时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处于静止状态；而在元宵夜，人们以喧闹的户外游戏，打破静寂，‘元宵闹夜’成为明显的节俗标志。”

　　到南北朝时，元宵欢庆活动比汉代更热闹，梁简文帝曾作《列灯赋》，描写元宵张灯景象：“南油俱满，西漆争燃。苏征安息，蜡出龙川。”

　　至隋朝，隋炀帝在元宵节的张灯、游玩活动上花费巨大。《隋书·音乐志》记载：“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从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彩。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联者，殆三万人。”

　　到了唐朝，经济高度繁荣，社会空前安定，元宵节庆祝活动规模之盛大，远非隋炀帝时能比。元宵放灯的习俗，在唐代也发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唐玄宗时的开元盛世，长安的灯市规模很大，燃灯五万盏，花灯花样繁多。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曾下令建造一座高一百五十尺的大灯楼，光照长安。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也不甘示弱，特意制作了一座“百枝灯树”，高八十尺，“竖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丽皆见，光明夺目”。

　　对皇帝和朝廷来说，元宵节是展现“太平盛世”“与民同乐”的重要契机。唐玄宗规定正月十四日至十六日，连续放假3天。宋朝的城市生活进一步发展，元宵灯火更为兴盛。宋太祖追加了正月十七、十八两天元宵假期，亲登御楼宴饮观灯。

　　至明代，元宵放灯节俗在永乐年间被延至10天，京城百官放假10日，民间百姓彻夜赏灯游乐。江南才子唐寅在《元宵》一诗中写道：“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

　　清代的元宵灯市依旧热闹，只是张灯的时间有所减少，一般为五夜。据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所载，清代北京的元宵灯火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花灯多以纱绢、玻璃制作，上绘古今故事，以资玩赏。

　　元宵节前后，各地也有一些特色民俗节日，如山东一带在正月十五举行“火神祭”，台湾竹东地区客家人在正月二十举行“客家山歌节”等。

　　萧放教授认为，在今天，元宵节的文化利用价值被低估了。“在当下社会，如果我们有意识地为城市居民展拓社交娱乐的空间，鼓励广大市民的参与，让传统的‘闹元宵’变成城市社区的‘狂欢节’，这对于活跃民族精神、稳固社会秩序是有积极作用的。”

　　余世存也认为，在新的时代，应该创造条件让元宵节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的“狂欢节”得以复兴，再次滋养民族性格。

　　余世存对记者表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它的精神性格曾经是非常青春昂扬的，而自明朝以来，我们的民族性格多了一些暮气，缺乏对人生、对人性的狂欢表达。近千年以来的中国人是偏向收敛和老成的。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面临转型的时期，我们的民族性格需要重新被激活，就像梁启超在一百年前呼唤‘少年中国’一样，呼唤公共生活的空间和社会人格的塑造。”

　　余世存指出，在社会学看来，“人只有在公共生活中，才能形成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拓展人们的公共生活空间，推动传统节日精神内核的回归，对崛起中的中国是十分必要的。